1957年，我大學畢業后分配到青海工作，于1986年奉調北京，在青海工作整整30個年頭。我的青春年華是在青海度過的，青海是我的第二故鄉。

與民族醫藥結緣于青海

青海地域遼闊，全境面積72萬平方公里。以青海湖為中心，海東和西寧市屬東部農業區；黃南、海南、海北、果洛、玉樹都是藏族自治州；海西柴達木盆地是蒙古族自治州；另外，還有大通、民和兩個回族土族自治縣，化隆、門源兩個回族自治縣，以及互助土族自治縣、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河南蒙古族自治縣。青海是一個多民族省，少數民族人口占46%，民族關系團結和諧，民族文化隨處可見，一個家庭里有幾個民族成員的“團結族”并不罕見。特別可貴的是，青海是漢藏文化的交匯之地，有不少既通漢語又通藏語的干部和群眾。1978年以后，藏蒙醫藥事業是全省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時我在青海省衛生廳工作，深刻體會到中醫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民族醫學也是一個偉大的寶庫。

正因為這樣一些因緣機遇，1986年我到國家中醫管理局（現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工作以后，一直分管民族醫藥工作。1997年退休，之后任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會長13年。

當時的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是全國最窮的學術團體之一，是一個一無經費、二無編制、三無辦公用房的“三無單位”。民族醫藥人員分布在全國各民族地區，基本上都是貧困地區，大多數民族醫生連行醫資格都沒有。我們面對的是一幫十足的“窮哥兒們”。而民族醫藥企業剛剛起步，經營十分困難，支持力度有限。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個漢族干部，研究過民族醫藥的一些共性問題，但并不是某一民族醫藥方面的專家。由我擔任會長，無非是工作崗位的轉換。所以，從總體上說，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是一個外行指導內行的學術團體，是一個總部設在北京、必須遠距離操作的學術團體。我堅持副會長和理事會的人選必須是各民族醫藥的專業人才和領軍人物，如措如·次朗（藏醫）、羅布桑（蒙醫）、黃漢儒（壯醫）、巖拉（傣醫）、尕布藏（藏醫）、旦科（藏醫）、哈木拉提·吾甫爾（維吾爾族醫）等。這些人是各民族醫藥的著名專家，任副會長非常合適，但都是書生一個，清貧一色。他們缺乏社會活動經驗，讓他們出錢籌錢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國民族醫藥學會一直很窮，窮到連幾個工作人員的工資補貼都發不出來，出差費寄于客方邀約，房租費是連年欠賬。

貧困之中，要堅持學術活動，要發揮學術團體應有的作用，巧婦要做無米之炊，是一大難題。學會干部想了好多辦法，拉了一些贊助，搞了一些活動，但難以主動地開展一些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討論。有時候，找到一些機會，到民族地區與當地領導共商振興當地民族醫藥的大事。然后，在十幾年的時間里，藏醫、蒙醫、維醫、傣醫、苗醫、瑤醫、壯醫、侗醫、土家醫、朝醫、彝醫、畬醫、羌醫，一個接一個民族醫藥，在當地召開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和地方領導念同一本經，唱同一支歌，共同為本民族的傳統醫藥繼承發展吶喊。會議之前，商量會務的時候，我們提出承辦單位負責2~3個人的差旅費，以便讓學會秘書處有人去參加會議。

關于民族醫藥，“我應該作些總結和反思”

對每一種民族醫藥，我們老老實實地學習，以便對它們有所了解。爭取多一分知識，多一分發言權，不至于在學術領域蒙頭轉向。于是我盡量爭取機會做一些民族醫藥調查研究工作，曾經在幾個民族醫藥學術會議上講了話。尤其是一些民族醫藥著作出版的時候，作者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人，我給他們的處女作寫序言，并積極推薦。這些作者沒有辜負我的希望，現在他們都是著作等身的民族醫藥專家了。

這些調查報告、文章、講稿、序言，都收在這本書里。

在這些言詞當中，我說盡了好話、真話、套話，也流露了憂慮、無奈、失望。那是楊花的春天，紅葉的秋風，潔白的雪地里深色的腳印。青藏高原晴空萬里藍不可測的天幕上，飄蕩著一只孤獨的鷹，俯瞰著萬類生命。

我經常感到，像我這樣幾十年來廣泛接觸多種民族醫藥的人是不多的。對此，我應該作些總結和反思。現在，民族地區大都是生態保護良好、交通比較方便的旅游地區了。但幾十年前，那里可都是窮鄉僻壤，山路崎嶇，交通不便，生活條件簡陋，生活節奏緩慢，春風里夾著冰冷的細雨。可是，我們也因此有幸看到了民族醫藥的原生態，了解到民族醫的艱難處境。于是一直想寫一本關于民族醫藥的書，全面介紹中國民族醫藥的歷史和現狀，懷念那些懷才不遇和“土得掉渣”的老朋友們。2015年，陳可冀院士主編“中華文化與中醫學叢書”的時候，曾邀我寫一本《民族醫藥與民族文化》，作為叢書之一。不巧的是，是年冬，我得了一場感染性疾病，把寫作任務擱了下來。拖了三年，發現原來的資料已經陳舊，不堪再用；且題為《民族醫藥與民族文化》，方方正正的題目，總得像教科書那樣，講得正確完整、綱目清晰、內容豐富為是。至少在各論當中，對各個民族醫藥都要有所交代，我必須繼續努力才能完成這個任務。

當時，全國民族醫藥的發掘整理工作尚在繼續進行，亦必須有所等待。五年以后，主觀的努力和客觀的等待都遲遲未到，我的思想也起了變化。我開始比較平實地對待自己，不再好高騖遠，求全求大，決定繼續《民族醫藥與民族文化》的編寫。在總論部分，記述中國民族醫藥事業的發展經歷，不管個人的觀點和材料有些過時，也不管他人認同與否，作為一個曾經為此思考過問題的人，留下一份供后人參考的資料。這些資料今天不留下來，以后也就煙消云散了。在各論部分，我決定知道多少就講多少，講過多少就收集多少，沒有講過的不勉強湊數。但為了民族醫藥的完整性，在各論中收入了幾篇刊載于前期文集中的老文章，好像在一箱子新衣服當中，加了幾件穿過的舊衣裳，這是應該向讀者說明并表示歉意的。

民族醫藥屬于草根文化

民族醫藥屬于草根文化，民族醫藥人員是草根一族。2006年8月，我在云南保山召開全國民族民間醫藥學術研討會期間，發現會場上坐的都是從事民族醫藥工作的教學科研人員及中醫藥院校的學生，沒有一個土著的民族醫生，更沒有一個老民族醫。我很想“請主角發言”，但不禁叩問，“民族醫藥的主角在哪里”？真正的主角，沒有身份，沒有單位，沒有地位，沒有論文，沒有科研，沒有收入，沒有信息，得不到任何會議通知。得了通知，也沒有錢來開會，我們只能開一個沒有主角的學術會議。啊！畫卷很多，山水很少；信女很多，高僧很少；湯水很多，米粒很少，此非世俗之俚歌乎！在我的老朋友中，有不少民族醫藥專家，編寫了各民族醫藥概論、醫學史、藥物學、方劑學、內科學、驗方集等。他們出身醫學院校，有中醫西醫知識，有語言文字水平，通過田野調查、拜師尋訪、參閱資料，把民族醫藥的口頭文化用漢文記錄下來，整理成書，正式出版，天下聞名。但他們當年的老師，隱居幕后，悄然而逝。今人只見水渠，不見源頭。久而久之，細涓涸涸，枯木槁槁，此類非物質文化一去不復還矣！

后來，中國民族醫藥學會要召開新一屆代表大會，在推選代表的時候，某個民族地區的代表名單中，有醫學院校的某位藥學教授，而沒有一個當地的民族民間醫生。原來，這位教授一年前曾做過民族藥研究的科研課題，研究過一種民族民間草藥的化學成分和藥理作用，發表過相關論文，于是就成為民族醫藥專家，被推薦為民族醫藥學會的理事。我請求當地衛生部門慎重考慮此事，增選一位少數民族的、真正土著的、在臨床第一線爬摸的、有群眾威望的民族民間醫生作為代表。但他們堅持認為，這個教授才是他們省民族醫藥的真正代表。在一個現代科學當家的環境里，如此對待草根一族，我還能做什么呢？

世界大勢，浩浩蕩蕩。現代科技，一日千里。但水有源，樹有根，今日之一切，莫不是傳統文化之枝葉所蔓，莫不是原創思維之縷縷所續。我唯有以本書的泛泛之論，探先民于草莽之中，傳生命艱深之奧義。不自量力如此。“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祈讀者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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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完這本文集，我的心情是復雜的。新世紀的身影大步流星，而中國民族醫藥仍在艱難中踽踽獨行。我經常夢回故鄉，流連忘返于茂林修竹的小河旁邊，坐在戽水的牛車棚里，聽稻田里雜亂的蛙聲一片。現在，那里已被工業園占用。人們曾經小心翼翼地珍惜過什么，保護著什么，至少保留著士人的尊嚴、游俠的熱腸、童貞的幻想、職業的靈光、高僧古寺的虔誠、鄰居小妹的傷感，以及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變成存在心底難以抹去的一方園地。

我們展望未來，也珍惜過去。歷史這樣走過，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引著我們。我飲過昆侖冰川融化的雪水，迎著巴塘草原古老的風，踏著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走過的足跡，穿過滄桑歲月，拾起一片初心。我國歷史悠久，民族眾多，文化多樣性千姿百態，傳統醫藥積淀豐厚，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山高水深、源遠流長。對民族醫藥的發掘、整理和搶救工作，我在40年前曾大聲呼吁刻不容緩。的確，全國各民族地區做了大量工作，我把它稱之為“偉大的文化搶救工程”。用民族文字整理的醫藥古籍，用漢文編寫或翻譯出版的民族醫藥著作，已經可以建立一座像樣的民族醫藥圖書館了。但遺憾的是，人才流失太多，那些無文字記載的草醫草藥知識都留在他們的腦海里，他們走了，一切都帶走了。

我在懷念措如·次朗的時候喟然長嘆，他至今沒有一本真實的傳記。甄艷博士告訴我，藏文版的傳記已經有了。這使我感到欣慰，也使我惕然自省，我已經屬于孤陋寡聞的一族。

在這本書里，我說了很多話，對民族醫藥作了高度評價。我寫了很多序，對民族醫藥專家贊許有加。中醫藥是一個偉大寶庫，民族醫藥也是一個偉大寶庫。這是我的文化自信、我的希望，也是我一切論述的出發點。

必須再次說明的是，這本文集收錄的基本上是五年以前的文章，其資料、情況、數字、論述，都已陳跡斑斑。奉獻給讀者的，實際上是一束明日黃花。例如1999年寫的一篇序言里，提到許多醫學史著作都未涉及民族醫藥。這不是醫學史作者的失誤，而是文明歷史普遍的遺漏。在2000年出版的由李經緯、林昭庚主編的《中國醫學通史》中，“少數民族醫學”就皇然獨立成章了。

我非常感謝甄艷博士，她在民族醫藥的研究領域，特別是對藏醫學的研究卓有成效。我在民族醫藥的宏觀綜述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得到過她許多支持和幫助，包括對這本書的整理付梓。

我永遠感謝民族地區的老朋友們。多少年來，我在他們面前執弟子禮甚恭，探得許多民族醫藥的寶藏。他們傾心相待，傾囊相贈。我這本書，每一篇文章都提到他們，每一個字都懷念他們。

我開頭說過，編完這本文集，我的心情是復雜的，但同時又有一種解脫后的欣喜之感。“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李商隱句）。我認為，后來居上才是進化的基本規律！

一個做穹頂玻璃的西方藝術家說：“當對生命飽含熱情的時候，我所有的歲月都是金黃色的。”我希望我的書，成為和讀者共享的一份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