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希賢（左三）帶領博士為病人查體。

姚希賢（前排右五）與學生合影。

姚希賢，1929年4月生，河北衡水人，中國民主同盟盟員，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政協第六、七屆常委。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高徒導師,河北省中醫院特聘專家。1955年畢業于河北醫學院（現河北醫科大學）醫學本科。在臨床中以瘀血證、調暢氣機立論研制“益肝康”“胃憂康”治療慢性肝炎（病）、慢性胃炎萎縮性病變獲得良好療效。

天光將亮，雞鳴漸起，當這座城市的人尚未睜開惺忪的睡眼，河北省中醫院名醫堂的“鑒微閣”診室就已傳出了開門聲。

“啪嗒”一聲開關響動，明亮的燈光瞬間照亮樓道中的身影，正如這間診室的主人屢次用他那精妙的醫術為患者驅散疾病陰霾那樣——干脆且充滿力量。

94歲的國醫大師姚希賢又一次早早地來到診室，身姿挺拔地坐在診桌旁等待著今天的第一位患者。

“比患者早到診室”，是姚希賢幾十年如一日的習慣；“為更多的老百姓看病”，是姚希賢一貫的堅守。

少年立志破除艱辛循醫道

燕趙之地，岐黃沃土。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醫衛人才輩出，姚希賢赫然在列。

翻看姚希賢的行醫經歷，自能體會其中的輝煌與艱辛。但沒人知道，故事的開始，源于一個少年最質樸的堅守。

1929年，姚希賢出生在河北省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在百姓普遍衣食不足、缺醫少藥的年代，姚希賢也早早地體會到了生命的可貴。作為家中長子，親眼目睹了年幼的弟妹得不到妥善醫治而離開人世，在悲傷之余，“治病救人”的想法也在姚希賢的腦海中深深扎下了根。

懷揣著行醫的夢想，8歲的姚希賢以“程門立雪”的精神打動了行醫的叔叔，為他進行了中醫啟蒙。這是一段充實的日子，采藥、炮制、跟診，姚希賢在叔叔的指導下初窺中醫門徑。

但好景不長，1942年，由于戰亂的影響，姚希賢舉家遷往北京謀生，跟隨叔叔的學習被迫中斷。

時局的動蕩，讓原本平靜生活起了波瀾，而命運似乎也在考驗這個志氣滿滿的少年。由于過度勞累，姚希賢的父親不幸患了腎炎，家中積蓄全部充作了醫藥費。一貧如洗的家境，甚至無法再繼續支持姚希賢完成學業，學醫的夢也再次變得遙不可及，但他沒有選擇放棄。

沒有錢，就半工半讀，賣肥皂、做木匠、當家教，姚希賢不但撐起了自己的求學夢，更是撐起了家庭的半邊天；沒有機會學醫，就去診所幫工，耳濡目染學習老師的診病方法。“披星戴月”是少年姚希賢最真實的生活寫照。

功夫不負有心人，聰敏好學的姚希賢很快得到了當地名醫孫瑾廣的認可，慧眼識人的孫老師驚訝于姚希賢不薄的中醫功底，于是為他破例講解疑難問題，并讓他利用假日到門診學習；而姚希賢所就讀的中學，也因他成績優異而免除了學費。

寶劍鋒從磨礪出。艱苦的生活沒有讓姚希賢退縮，反而給了他愈戰愈勇的氣魄和求知若渴的學習信念。1950年，姚希賢憑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被河北醫學院錄取。

姚希賢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五年的大學生活，讓姚希賢完整地接受了西醫學系統教育，與此同時，他也沒有放棄對中醫的探索。

在他的認知里，中醫和西醫都是治病救人的良策，如果能將二者結合運用，也許會碰撞出更奇妙的火花。

初出茅廬融匯中西探良策

1955年，姚希賢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河北醫學院附屬醫院（現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工作。

同年，衛生部中醫研究院（現中國中醫科學院）正式成立，全國首屆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研究班開設。熟識兩套醫學理論的姚希賢在臨床中如魚得水，他積極承擔起了醫院內“西學中”橋梁的工作，一方面跟隨名老中醫繼續深造，另一方面學以致用，率先在全院推廣針灸治療。

“中醫、西醫兩條腿走路”讓姚希賢在臨床診療時有了更多的選擇。

他發現，在治療一些亞健康癥狀時，如“梅核氣”“呃逆”“陰虛內熱”“五心煩熱”等癥，患者自覺痛苦，但找不到器質性損害，西醫治療無從下手，用中藥調理效果就很好。而在處理一些急癥、重癥時，西醫治療則靶點明確，常有藥到、術到病除之效。

在一次為危重患者診病時，患者出現了高燒、腹痛、血水樣便、意識障礙等表現。姚希賢仔細詢問了病史，并檢查了病人的糞便，最后診斷為“嗜鹽菌屬感染致胃腸型食物中毒”，予患者芍藥湯、犀角地黃湯加減，中西醫結合診療令人滿意。

自此，“中西醫結合”的廣闊天地在姚希賢面前掀開了一角。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姚希賢所在的醫院接收了許多患有慢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的患者。

在治療過程中，姚希賢觀察到，有時單純的西醫治療無法收到讓人滿意的療效，但肝硬化腹水所表現出的腹部脹大如鼓、皮色蒼黃、腹筋暴露等表現，與中醫“臌脹”高度相似。

抓住了這條“線索”，姚希賢積極組織優秀的醫療力量，成立專門的肝炎門診,一方面向名老中醫請教，精心研究中醫組方、辨證論治；一方面參考國外先進治療方法，采用腹水回收等方式為患者解決病痛。在姚希賢的反復摸索下，一套中西醫結合治療肝硬化腹水的方案落實臨床，不少接受治療的患者病情好轉。

此后，姚希賢又利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對患有流行性乙型腦炎的患兒展開救治，同樣大幅度地降低了患兒的死亡率。

正是這兩段特殊的經歷，讓姚希賢頭腦中的中西醫兩種思維模式發生了激烈碰撞、融合，也更加堅定了他走中西醫結合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衷中篤西潛心學術克難題

在嘗到了中西醫結合治療疾病的“甜頭”之后，姚希賢很快又開始了新的思考。

他發現，中醫西醫雖然分屬于不同的醫療體系，治病理念有所不同，但二者治病救人的目的卻是一致的。

這意味著，中醫學和西醫學在大方向上并沒有相互排斥，那么，“各取所長，為我所用”也就有了出發點和落腳點。

20世紀80年代，我國病毒性肝炎感染者激增，由此引發的慢性肝病患者也不在少數。

而根據傳統的認知，一旦病毒性肝炎發展成慢性肝病，就有可能走上一條慢性肝炎、肝纖維化、肝硬化、少數癌變的不歸路。

彼時，國際上針對肝炎病毒的抑制研究已初見成果，隨著干擾素、核苷類藥物如拉米夫定（LAM）及恩替卡韋（ETV）等抗病毒藥物投入臨床，肝炎病毒活躍復制的問題得以控制，但對于此類病毒導致的慢性肝炎、肝纖維化病變等，西醫始終沒有良策。

面對業內公認的慢性肝病治療學術難題，姚希賢堅信可以用中西醫結合療法破局。

姚希賢通過大量的臨床實踐與數據分析，將西醫前沿研究中提到的有關病毒性肝炎的病因、病理、癥狀、診斷、鑒別、治療、預后等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并與中醫古籍中所載的相關癥候進行推演、聯系。

最終他以“瘀血證”立論，將祖傳治療肝病的有效藥“益肝丸”二次研制，開發為具有抗肝纖維化作用的中成藥“益肝沖劑”。

1985年，該藥通過了312例切實有效的臨床觀察評估，獲河北省批準投放市場，由于效果顯著，該研究成果還獲得了中華中醫藥學會科學技術獎二等獎。

1988年，姚希賢繼續潛心學術研究，基于大量臨床和病理學研究，將原本的“益肝沖劑”進行拆方、篩選，通過重用丹參、黃芪和一組活血化瘀藥，研制出了療效更為確切的新一代中藥——“益肝康”，并獲國家發明專利。

臨床研究顯示，“益肝康”對消除肝纖維化、肝脂肪變性、炎癥、壞死的療效確切，總有效率高達82.1%~88.3%。該藥能有效緩解癥狀、降酶、恢復肝功能，82.6%的炎癥、壞死改善，肝纖維化逆轉的總有效率更是高達92.8%。

為把這一中西醫結合的科研成果推向世界，姚希賢出版專著《肝纖維化的基礎與臨床》，為學界攻克肝纖維化、肝硬化等疾病作出了突出貢獻。

此后，姚希賢充分發揮中西醫結合的診療優勢，針對多種消化系統難治病攻關克難，他研制出的“胃憂康”、中藥“滅HP四聯療法”，提高了幽門螺桿菌的根除率，對慢性胃炎、萎縮性病變亦有良效。

此外，他還積極針對泄瀉、疫毒痢、臌脹大出血等病癥展開探索，在國內較早提出了“急性消化病”概念，并撰寫了《急性消化病學》一書，開創我國對急性消化病診治研究的先河。

砥志研思倡導集中西精粹的“中國醫學”

工作中的姚希賢不僅是一位技精德誠的好醫生，也是一位堅定的中醫傳承者。他認為，中醫學是國粹瑰寶，是以《周易》為哲學理論、以《黃帝內經》為理論基礎的智慧醫學，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經絡、陰陽氣血、病因、病機、病理以及診斷、辨證論治、藥物、方劑的應用與發展。認識和理解中醫，須把握其獨特的思維，如“陰陽五行”是其辨證醫療體系的理論基礎，陰陽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以及傳變等，是用以說明人體組織結構、生理功能、病理變化以及并發癥的診斷、治療的醫學思想，體現了辯證唯物法，其科學性不容置疑。

作為一名學貫中西的醫務工作者，姚希賢深知“中西醫并重”的價值所在。

他說，我國有中醫、西醫和中西醫結合三種醫學形式。其中，中醫學是形象思維的辨證醫學，而西醫是邏輯思維的對因修復醫學，二者各有所長及不足。因此，中西醫應相互補充、協調發展，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中西醫結合衛生健康發展模式，而倡導、創建集中西精粹的“中國醫學”，完善“中國醫學”體系，即是打造以中醫為本的中西醫結合大醫學體系。

在臨床中，他主張“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診療原則，藉以改變“西醫只知病而不知證，中醫重辨證，而忽視或不謀求是何種疾病”的不足。

姚希賢認為，對于醫務工作者而言只有既知病又知證，方可在治療上做出“適中則中，宜西則西，中西醫結合療效佳者則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決斷，才能實現“優化”治療。

“例如慢性乙型肝炎的病毒控制要靠西醫，而對病毒導致的慢性肝炎、肝纖維化病變要靠中醫治療，二者結合才能收獲良效。中西醫并重既是臨床治病的一種戰略原則，又可作為一種臨戰戰術。辦法多了，臨床療效提高了，這是能促使醫學發展、造福人類的大事、好事。”

談到“中國醫學”體系的構建，姚希賢認為，中西醫結合方向明確，但不可預設終點，需要長期艱辛的探索實踐。

“探索實踐”人才隊伍是有力的保障。

身為學科帶頭人，姚希賢從不僅僅滿足于臨床工作的發展，還格外注重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

他曾多次在公開場合中強調“中西醫結合工作者是‘中國醫學’的重要創造者，擔負著未來希望”。

為了切實提高中西醫結合科研水平、培養出更多高水平的中西醫結合人才，早在20世紀80年代，姚希賢就萌生了籌建中西醫結合研究實驗室的想法。

沒有實驗場地，姚希賢把自己的辦公室騰出來養動物、做實驗；科研經費不足，姚希賢就省吃儉用自掏腰包做課題。

經過了前期艱辛的積累和不懈努力，1986年，姚希賢帶領團隊依托河北醫學院第二醫院消化內科創建了河北省首個“中西醫結合消化病實驗室”，而該實驗室也不負眾望，完成了三項課題研究，部分項目填補了河北省空白。

在這之后，姚希賢干勁更足了。

1987年，姚希賢開始帶教碩士研究生。

1997年，姚希賢帶領團隊獲評國內內科消化專業河北省首個臨床博士授權點，他擔任博士生導師。

1998年，他籌集資金，創建了擁有肝病、基因病理和分子生物學等8個實驗室的河北省消化病研究所并擔任所長。

兩年后，河北省消化病研究所被評為河北省消化內科重點實驗室，他又被批準為博士后導師。

至今，姚希賢已培養出中醫高徒，博士、碩士研究生48人，5位高徒正在培養中，建立起一支結構合理、具有較高水平的醫療、教學和科研梯隊。

而他的學生們也早已成長為醫療行業的骨干力量，其中不乏科室主任、主任醫師、教授、學科帶頭人等，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發光發熱，用所學醫術為人民衛生事業不斷作貢獻。

德業并進心懷大愛的“平凡”醫生

“我們心目中的姚教授是慈父、又是恩師。學術上，他教我們做學術先做人，嚴謹、認真；業務上，他教我們德業相濟，患者至上；生活上，對我們關懷備至。”

在近70載的執教行醫之路上，姚希賢所獲榮譽數不勝數，但他從不驕傲自滿，不論是被評為先進工作者，還是獲得其他殊榮，走下領獎臺，姚希賢永遠都是那個面容慈愛、心懷大愛的“平凡”醫生。

查房、門診、會診，無論遇到什么患者，他都熱情接待，認真診治，對遠道而來的農村患者，他更是關心備至，讓患者少花錢、治好病。

多年來，他冒著被傳染的危險搶救了無數個肝病患者，治療病人十多萬人次，搶救急危重癥一萬余人。

“德者業之本，業者德之著。”是姚希賢的座右銘，也是他對學生的諄諄教誨。

在教學中，姚希賢從來都不會苛責學生，他總是能夠發現學生的特長，然后因材施教、傾囊相授。

“醫命之道，貴在專深”，姚希賢帶教時總反復強調，做他的學生，一定要深入系統學習中、西醫經典和精深、高端前沿的知識，還要注重實踐和總結，繼承發揚中、西醫學之長，“兩手都要硬”方能成為一名合格的臨床醫生。

姚希賢說，年輕時的他愛好很多，排球、壘球、單雙杠樣樣行，木匠活做得也很棒，后來因為忙，這些愛好都舍棄了。

他總覺得時間不夠用，就連出差坐車的時間都拿來看書、查資料或給學生改論文。

為了詮釋“醫生”“老師”這兩個神圣的身份，姚希賢奉獻了自己的全部精力，94歲高齡，他仍持杖、坐輪椅為病人看診、為學生講學。

在治學方面，他也一向都是身體力行、以身作則，讓學生們欽佩不已。

多年來，姚希賢博采眾長、筆耕不輟，即使臨床工作再忙碌，他仍就抽出休息時間撰文著書：出版《病毒性肝炎》《肝纖維化基礎與臨床》《衷中篤西消化病治療學》《衷中篤西內科病證治療學》等四部專著；主編《臨床消化病學》《疾病診治大典》《急性消化病學》《最新內科診治手冊》，共計近700萬字。他為我國中醫藥事業的傳承發展留下了寶貴的文字資料。

被問到接下來的計劃，姚希賢說：“奮楫篤行踐初心，我要和我的學生們為更多的老百姓看病，還要為國家的中醫藥人才培養貢獻更多的力量，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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